中国游客投诉在菲律宾机场遭海关人员勒索
第一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另一类是能够在程序设计与编制范围之外进行诈骗活动的智能机器人，其可基于自主意识而独立决定实施诈骗行为。例如，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可以构成故意杀人罪。
此外，不对智能机器人进行保护意味着人类可以随意处置智能机器人，这不仅会使得智能机器人产生负面情绪甚至于向人类发起反抗，更有可能令智能机器人失控以至于阻碍人工智能的发展，妨害社会秩序。刑法如何应对智能机器人风险，如何规制与惩罚智能机器人是未来研究的重要内容。例如，德国大众汽车厂机器人杀人事件其实是生产安全事故而非智能机器人基于独立意志所自主实施的行为。刑法保护 人工智能时代已悄然来临，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正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并影响着国家的发展战略。【中文关键词】 人工智能。
智能机器人与普通机器人相比具有以下不同点：(1)智能性。智能机器人的犯罪对象地位是不容否认的，一味地规制智能机器人的犯罪行为，而不保护智能机器人的权利不利于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而后果主义论证虽然能够解决后果问题，但是会带来通盘考量的泛滥。
对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分裂的原因，时任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孔祥俊在2005年时指出：当前之所以强调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是当今社会经济关系的高度复杂化和极强的变动性……社会对法治的需求空前强烈，但整个社会的法治觉悟和法治供给还与法治需求不相适应。无论规范如何被预设，社会的变迁总会改变规则适用的具体环境，这是法教义学无论如何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一位严肃认真的法官没有枉法裁判，但其做出的判决难以让公众满意，那么原因便常常被归咎为该法官僵化理解和适用法条，即法条主义。[13]法条主义者是围绕法律条文研究法律者，无论是机械地适用法律条文(概念法学、法律形式主义)，还是为了回应社会实践从而富有弹性地适用法律条文(法教义学)。
[79]参见李学尧、葛岩、何俊涛：认知流畅度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148-162页。[56]对一般案件的界定，很难给出一个客观标准，例如哈特通过用词的核心地带/阴影地带来界分一般案件和疑难案件的努力，便遭到德沃金基于解释学理论的强有力的狙击。
当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声称以‘电梯劝烟猝死案审判为标杆，通过一起起案件裁判，弘扬善行义举，倡导美德美行，向全社会传递正义的力量时，[81]笔者深感忧虑——当所有案件的判决以弘扬善行义举为首要目标时，规则的考虑将处于何种地位，这不得而知。然而，此处似乎存在一个循环论证：后果主义的兴起是由于结果的不公正，结果的不公正是疑难案件的界定标准，在疑难案件中我们适用后果主义方法符合逻辑指的是作者使用的材料对读者而言是能够被理解的，无须进一步的解释。） [26]关于美国少数学派发展的背景和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国内相关文献，如：沈宗灵：《批判法学在美国的兴起》，《比较法研究》1989年第2期。
[53]因此，法官主要关心司法技术，对法律中存在的深刻的理论问题不感兴趣，而后者恰恰是学者关注的焦点。[27] Kennedy 的观点在美国学界引发了一次如何构建统一学术标准的讨论。（一）偏见与学术标准共存的发表制度：法学评论的审稿标准 美国法学的发表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批评都在明示或者暗示着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作品在他们手中溜走了。
而研究方法，例如，提出好的研究问题、解释为何选择具体研究对象、证明选择的研究路径为什么是恰当的，能够帮助法学家实现这一目标。例如，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组织的一次关于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的笔谈活动中，苏力认为好的学术写作应当言之有物。
[75]陈兴良强调学术积累：在最大程度上搜集与研究课题相关的材料。也就是说，在研究问题和结论之间必须有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条。
而且，方法论规则能够将那些过于武断偏颇的研究剔除出去。） [13]James Lindgren, Fear of Writing, California Law Review, 78（1990）.p.1677（批评编辑强迫作者去使用某种写作范式，例如美国法学界流行的《德州写作风格手册》（Texas Manual on Style），来求得论文最终发表。作者的结论要具备说服力，而且简单易懂。考虑到这个问题，第三位学者 Snel 在最新的研究中访谈了40位长期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论文的荷兰教授。[76]陈兴良：《一个写作者的讲述》，《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如果作者在很小的研究领域内提出了高度聚焦的研究问题、仅仅依靠本国研究资料来回答问题，那么全面性这一标准既必要、又容易实现。
而看似深刻的学术评价理论之间的差异化更加明显。另外一个看似严重的问题是，由于理论来源、视角、个人经验在本质上的不同，几乎所有提出评价理论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理解都是站在个人立场上的。
[58] 总之，欧洲学者认为，更加明确的方法论意识能够提升法学研究的整体水准，从而化解欧洲法学的身份危机。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熟悉本领域杰出、普通、甚至平庸学者的过往研究，虽然他不一定非要同意之前研究得出的结论。
[50] van Gestel 等学者指出，一方面，从事跨学科和经验研究的学者应当重视研究方法，避免将法律分析建立在错误的社会科学概念之上，否则他们会被贬低为业余社会学家（amateur social scientists）。依据教授们的回馈，Snel 总结出了好的法学研究一般具备的三大特质：提出好的研究问题、很好地回答研究问题、体现研究的整体价值。
[38]适当性则取决于作者是否为了达到学术目的而采用了准确、易于理解的写作方式，以及恰当的研究方法。我们让他们去做他们力所不能及之事。在经验研究中，取样和筛选标准要有明确的时间或者样本数量限定。指的是作者的论证不会受到自身预设或者假设的影响。
在回答研究问题阶段，作者需要立足于全部相关研究资料，或者经过筛选的具有代表性的部分研究资料。中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滞后的，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法学不需要学术标准。
调查结果是，编辑们确实会将作者身份作为评价文章质量的重要依据。更准确地说，对作品重要性的判断应该采用历史的眼光，即，一部作品在发表时能够推动当时研究的进展。
（三）欧洲学术标准的优与劣 从以上证据来看，欧洲学者将学术标准与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较美国标准更为具体（我还会在下文具体论述欧洲标准较美国标准的优势）。描述性论断是指作者转述或者凝练某一研究材料的内容。
也就是说当编辑们无法通过前六项标准判断稿件价值的时候，会考虑作者身份这一外部因素。另见，宋歌、袁曦临、程宏：《律师利用法学学术期刊现状调查》，《图书情报知识》2012年第2期。第三，美国标准分配学术权力不均，而欧洲标准更具公正性。[24]在之后决定最终是否发表的复审阶段，编辑们会考虑六项标准：1.影响法学研究进程的潜力。
5.文章选题被读者认为具有争议性。判断一个研究问题是否被很好地回答了也有四个依据。
而且，作者还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批判研究材料：学术观点在学界的支持度（主流观点还是对立观点？）、文献的质量（该作品是否符合学术标准？）、法律文件的权威性（最高法院还是地方法院发出的？）。例如，评价者可以考察作者是不是通过扎实的文献综述发现并提出了具体的研究问题，还是仅仅根据某些新奇概念或者社会热点案例提出自己的个人意见？这么做一方面可以避免评价者基于个人偏见做出恣意判断，另一方面迫使作者进行自我审查，避免生产出无用的学术垃圾。
中国学者应当在衡量现有西方标准的情况下存异、求同，并自主选择如何构建中国标准。基于这样的关心，我提出的问题是：在美国、欧洲等法学研究发达地区，是否存在着被普遍接受的学术标准（即，好的法学研究是如何被定义的）。